中國政治學會

我國古聖先賢對政治現象和政治實務，具有深入的思考與務實的看法；在政治哲學及政治體制方面，尤有長足的貢獻[2]；但具有現代意義的政治學，在中國之發展還是民國成立以後的事[3]；中國政治學會在民國二十一年成立，更是我國政治學發展的里程碑。本人於民國七十八年承蒙學會會員的厚愛膺選理事長後，發現本會成立經過的珍貴文獻，對學會成立經過及學術活動，記載甚詳；早有心加以整理，惟以諸事冗忙，未能早日抽暇整理；茲逢本會成立六十週年，乃決定將相關資料作初步整理分析，以供學術界參考。

中國政治學會，在六十年前，即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在南京中央大學宣布正式成立。學會之成立，正值「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易幟，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企圖已暴露無遺；全國各地，救亡圖存的呼聲，風起雲湧。中央鑒於國難日益嚴重，乃於二十年十一月召開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號召同胞，奮起救國，同時決議設立「國難會議」，以集合眾智，共商救亡之大計[4]。

「國難會議」在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召開，其重要成就，在於決定以訓政府時期約法為基礎，召集國民大會，還政於民，此乃我國賀施民主憲政之新階段。但實施民主憲政，在政治制度上的各項設計，須參考歐美民主國家之處甚多；以是，當時由素著盛名的權威政治學者高一涵、蕭公權、薩孟武、王世杰、蒲薛鳳、杭立武等四十五人（如附件一），發起組織「中國政治學會」，除推動政治學之教學與研究外，並期貢獻所學為促進我國民主憲政之發展而努力。

由於本會成立於訓政時期，學會之活動反映此時期之政治環境。從本會成立時之登記機關，除南京市政府社會局外，尚向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執行委員會登記，並申明遵奉三民主義及接受中國國民黨之指揮等情況，可體會到其時我國政治學者所處之地位。（見附件二、三）

本學會發起的宗旨在「研究政治科學以促進其發展」（會章第三條），為達成「宗旨」所揭櫫之目標，其事業分為：（一）闡明政治原理；（二）討論政治問題；（三）設立分科研究會以進行政治科學範圍內多種專門研究；（四）刊行政治學雜誌；（五）編譯政治學書籍（會章第四條）。

會員分為三種，即個人會員、名譽會員，團體會員。依會章第五條規定：（一）凡普受政治科學之專門教育者，得由會員三人介紹經幹事會同意為本會正式會員；（二）凡對於政治科學或對於本會會務有特殊貢獻者，得出幹事會推舉為本會名譽會員；（三）凡國內研究政治科學之團體與本會宗旨相合者得經幹事會審定認為本會團體會員。

學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會員大會，每年召集一次，是即為「年會」（會章第九條）。辦理會務的是「幹事會」，設幹事十一人，任期一年，由會員大會選舉（會章第十條）；幹事會設總幹事及副總幹事各一人，由幹事互推（會章第十四條）。另設書記、會計、編輯主任及出版主任各一人，由總幹事提名，經幹事會之同意於會員中推舉，其任期為一年（會章第十八條）。此外，為應會務之需要，得由幹事會推舉會員，組織各種委員會（會章第十九條）；另得經幹事會之議決，酌設分會（會章第二十五條），並對凡國外研究政治科學之團體而與本會宗旨相合者，經幹事會之同意為本會聯會。

學會成立時，即由大會選出高一涵、劉師舜等二十二人為幹事。第一屆幹事會，選出杭立武先生為總幹事，梅思平先生為副總幹事。

學會會員，在會章中雖定為三類，但其欲加入之個人會員則限制頗嚴。依據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二日臨時幹事會決議通過的「審查新會員資格暫行標準」，須具有下列資格之一：（一）現任大學教授；（二）曾在大學或同等學校教授政治學或其相關學科兩年以上而有專門著述；（三）在國內研究機關從事政治學或其相關學科之研究工作而有研究成績發表者；（四）對於政治學有特殊貢獻者。第一項之「現任大學教授」，復於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一日經第四次理事會決議修正為「現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學會個人會員之資格既極為嚴格，故會員之加入為數並不甚多。新會員之入會，雖「由各幹事分頭介紹」（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第三次幹事會會議決議），但見之會議紀錄者，二十五年七月第四次理事會僅通過黃正銘、斐復恆兩人。二十六年五月第六次理事會通過黃述英、蔣廷黼等八人，三十一年九月第三屆年會通過人數較多，通過許德珩、鄒文海等二十五人；另邵毓麟、張謙、張天開、陳堯聖等四人，認雖未任教職，但均曾研究政治科學，亦特予通過。三十一年十月第三屆年會籌備會再通過四十八人。依據第三屆年會（三十一年十一月六日在重慶舉行）主席王世杰的報告，會員總人數為一百三十九人，內五十三人係最近加入。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本會召開第二屆幹事會。其時會章已修改竣事，將幹事會修正為理事會，惟因修正之會章，尚未正式通過，故第二屆幹事會第一次會議，仍沿用幹事會之名稱。在本次幹事會議中並即決議：「第一次年會交議修改會章，修正通過所有修正各點，函送各會員，徵求同意；如一月內無異議，即作為正式通過。」一個月後，無人異議，新會章確定，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將「幹事會」更名為「理事會」，「幹事長」更名為「理事長」，不設「副理事長」。理事十一人，監事三人，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推之。另設「總幹事」，為理事會之秘書，理事會之職員，分司會務，由總幹事，經理事會之同意任用，亦不再由會員分擔其工作。

學會之學術活動，除了徵求論文外，主要是在年會時討論當前的重要問題。茲將三屆年會所討論的問題，介述於後。

第一屆年會於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南京外交部郊球場舉行，會期四天，出席人員有王世杰先生等四十五人。討論之議案共三案，每日討論一案。

（一）多方的統一的積極的外交活動（特別注意與蘇聯的聯絡）

（一）現行公務員之分等（特任、簡任、荐任、委任）是否過於簡單？

（二）能否就公務員所負責任之性質先行區分為若干類於各類之中，再分若干等，或若干級，其考試銓敘及待遇，亦即就各類分別規定以求行政之逐漸合理化。

（三）現行各機關之組織，類皆為平行式之形態（如每部必分為若干司，每司必分為若干科，每科必分為若干股），此種組織是否合理，應如何改正？

（四）中央及地方應否各設吏治研究所，將各機關之組織及編制各就事實重行編訂，務使行政經費能儘量節省，而使行政效率能儘量增進。

（五）地方公務員之等級，應否略事提高，以求內政之發展及人才分配之平均。

（二）考試標準除專門技術人員外，應否側重常識之測驗而不必過求高深學理，以便錄取之名額逐漸增多。

（三）考試及格人員應否先作有系統之訓練，以增進其服務之效率？

（四）行政機關公文書及其他處理事務方法，應如何儘量的科學化、商業化、標準化，一面可以增進行政之效率，一面可以使出學校之青年，經短時間訓練後，即能與辦，而使其在學校所受之教育，即能在事實上應用。

（五）高考及普考應否各有最高年齡及離開學校最久時間之限制？

（六）現任公務員中除考試出身者外，即曾經銓敘亦應否重行甄別？如須甄別，其甄別之標準及方法應如何規定？

（七）現行銓敘制度，是否過於呆板而不公平，應如何求其改革？

（九）中央若干種公務員，應否規定為非曾任地方公務員者，不得銓敘地方；若干種高級公務員，應否規定為非曾任下級公務員者，不得銓敘。

（二）各等公務員之待遇，應否略求均平，使參差不至過甚？

（三）如何能以科學的考績方法，一面可以保障公務員之地位，一面可以使主任官不致失其指揮上之敏捷效力。

（一）公務員考試之科目，應與學校課程有相當之聯絡，考試標準，除專門技術人員外，應側重基本智識之測驗，其行政上應用之技能，應在考試及格後，加以有系統之訓練，以增進其服務之效率。

（二）行政機關之公文書及其他處理事務方法，應儘量科學化、標準化，一面可以增進行政之效率，一面可以使初出學校之青年，考試及格經短時間訓練後，即能與辦，而使其學校所受之教育，即能在事實上應用。

（三）現行公務員之分級（特任簡任薦任委任），似過於簡單，應就公務員所負職務之性質，先行區分為若干類，於各類之中，再分為若干等，或若干級，其考試銓敘及待遇，亦即就各類分別規定，以求行政之逐漸合理化。

（四）地方公務員之等級及待遇，應酌量提高，以求內政之發展及人才分配之平均。

（五）中央若干種公務員，應規定為非曾任地方公務員而著有成績者，不得銓敘。地方若干種高級公務員，應規定為非曾任下級公務員而著有成績者，不得銓敘。

（六）現任公務員中，除考試出身者外，應重行嚴格甄別。其甄別標準，應側重服務之經驗及技能。

（七）現行公務員懲戒機關之組織及懲戒手續，均應酌量修正，以適合保障公務員地位之目的，而不失主管長官指揮上之效能。

政治學系本科四學年課程應以樹立深廣基礎，兼重學理與應用，適合時代需要，及造成畢業生下列兩項能力為目標：（一）有由高等文官考試成績良好公務員之能力；（二）有考入國內外研究院繼續高深學術研究之能力。

附註：一、上述原則似近空洞但與具體規定殊有關係。例如承認（一）項則民法應列入必修；承認（二）項則第二外國語兩年或亦應作必修。二、公務員包括中央與地方；公務員任用制度如能成立，政治學系畢業生自有出路。

政治學系課程之設置、分配與內容，應依照下列五項原則，漸次改進，力求合理化：（一）務嚴格，（二）避重複，（三）求充實，（四）合國情，（五）有系統。

附註：本科學生之基本及主要課程最宜注重，否則恐只徘徊門牆不能升堂入室。（一）指寧缺毋濫；僅恃講義或講演之課程似可不必設置。（二）指名目雖異而內容相同者。（三）指每一課程應有大三指定參考書籍或原料文字由學生閱讀或劄記。（四）指多加有關吾國之教材（如授市政或國際法等課）及多設吾國政治史、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等課程；但後者需長期預備非朝夕可致。（五）指學分之多寡，選習之先後及目標之實現。

（一）政治學系學生至少應修習本系課程五十六學分始得畢業。（部定總數為一百三十二學分）

（二）下列七項應為政治學系學生必修課程：1.政治學2.民法3.近代政治制度4.中國政府5.中國外交史6.國際公法7.政治思想史。

附註：下列及類似問題似可提出討論：（一）第二外國語應否列入必修？（二）它系課程之應必修者（如經濟學，財政學等）有無規定之必要？

（一）確定目標政治學系本科四學年，應以樹立深廣基礎，兼重學理與應用，適合時代需要。並造成下列兩種人材為目標：（甲）實際行政人材，（乙）學術研究人材。

（二）課程合理化政治學系課程之設置、分配與內容，應依照下列五項原則，漸次改進，力求合理化：（甲）求充實！指寧缺毋濫；僅恃講義或講演之課程，可不必設置。又每一課程，應有大量指定參考書籍，由學生閱讀，或劄記。（乙）避重複！指名目雖異而內容相同者，不必重複設置。（丙）合國情！指多加有關吾國之教材，及多設吾國政治史、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等課程；但後者須長時期預備。（丁）有系統！指學分之多寡，選習之先後，應有整個計劃，並注意目標之實現。

（三）最低限度必修課程（甲）下列十項，應為政治學系學生必修課程：（一）政治學（二）經濟學（三）民法概論（四）比較政治制度（五）中國政府（六）行政法（七）中國政治及外交史（八）世界政治及外交史（九）國際公法（十）政治思想史（乙）政治學一課程，應規定為第一學年之必修課程。

第二屆年會於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三日在南京中山門外交部郊球場舉行，會期四天，出席人員有王世杰等四十六人，討論之議題共四案，每日討論一案。

按所討論者為「五五意草」，由陳之邁先生報告討論之結果如次：

本組會員，認為逐條討論之方法，一來限於討論現有之憲法草案，不能盡量發揮意見，二來條文彼此連繫，不能分開來討論，故採用假定的方法。即先立定一種假定，然後照此假定而為整個政府組織的設計。採用此種方法，本組側重對於憲草關於國民大會及中央政府兩章之討論。

（一）主張保留原案者，因為現在的中國人民自由，無法律的保障；

1.義務的規定，「自有政府以來，人民均有此等義務」故似贅疣。

2.權利的規定，屬于人權宣言的系統，不但與時代趨勢未合，並且中國現在的法院也無能力去執行憲法條文。

（三）主張規定，但草案的條文，應詳細規定，故應照議題大綱的方法，加以充實。

本組會員，認為此問題牽涉到意法的目的及定義問題。本組應注全力於政府組織的討論。

（一）第一種假定：國民大會的職權應大大擴充，使之成為等同英國國會一式的主權機關。

2.立法院的議決預算、宣戰、媾和、條約等權，應劃歸國民大會。

（二）第二種假定：國民大會的職權，照憲章規定的一式，不加增亦不減少。根據於此種假定則有兩點應加修正：

1.第二十七條關於選舉的規定，應使簡單，只說「國民大會之選舉以法律定之。」

2.第三十二條第三、第四兩項，關於創制複決權的運用，應有更明白的程序規定，因以法律來規定創制複決的程序，於理未合。

（一）第一種假定：如果照上述一式，將國民大會的職權大加擴充，則：

1.大總統應總攬治權，直接任免五院正副院長及委員，使得國民大會與總統間，即政權與治權間，彼此有牽制，而治權彼此間，如行政立法兩院間，沒有牽制。

3.司法、考試、監察等院，應有法律保障，使其成為終身的職務。

這樣國民大會便等於國會，大總統（即行政院等於內閣，立法院等於法制局）。

（二）第二種假定：如果照現在的憲章，不加重大的修正，則有數點應加修改：

1.大總統既然對國民大會負責，便不應又受立法院的種種牽制，不能使大總統「兩姑之間難為婦」而中傷行政效率，因此

2.第四章第一節、第三章，特別是第卅九、四十四（後半句），七十、七十一等條均應加以改正，使得立法院不能牽制大總統。

本組的會員對於此點，均極堅決主張，僉認以治權來牽制治權，而使政權與治權的牽制反而薄弱，既非內閣制，又非總統制，且中傷政府的效率，為憲草最大的弊病，應切實改正。

（甲）現行地方制度，認為應選擇下列二種方式之一，以求改善：

（一）以現在之省區為中央行政之區域。每省置一大員，兼隸行政監察二院；其職權在監督中央駐省之各機關及各級地方政府。現在之教育建設等廳仍得存在，唯改為中央駐省之行政機關，應直屬於主管部。同時擴大現在行政督察專員之管轄區（約略與過去之道相等），俾成為正式之地方行政區域，而直屬於內政部。

（二）保存現在之省區，但須改為省長制。至省與縣之間即不應有一中間階級（如過去之府）；目前如因交通不便或治安不靖等原因，得設置督察專員，但其職權須限於特種任務，不應為普通承辦機關。

（乙）縣自治之進展，在最近期間內，當以設立縣參議會等之組織為止；至縣長民選似非目前事實所許可。

（丙）舊有的政制如保甲義倉等，在社會文化經濟諸狀況未受劇烈變化之區域，均有相當採取之必要。唯執行者須隨時注意今昔社會之異點，以不阻擾整個國家之現代化為最大原則。

（一）舉行非常時期國民政治教育講演會，指定會員分赴各地循環講演，其詳細辦法，由理事會規定之。

1.各教育機關各學術團體應舉行「非常時期政治教育公開講演」，聘請專家講演國內情勢、國際情形、東亞現勢、列強在華之利害衝突、邊疆問題等等，並刊發小冊廣為傳佈。

2.各大學應設「戰時政治講座」，聘請專家講演歐戰期中各種政治問題。

3.各學校應隨時舉行講演會，講演古今中外之有名政治家，處非常時期之模範言行。

4.各校應訓練學生，俾有訓練民眾、實行地方自治、如完成地方警察、擴張地方教育、發達地方產業（非常時期需用之物品）、改良地方土木（適合戰時環境）、改善地方衛生狀態等等知識與能力。

7.對於一般民眾之訓練，應使軍事訓練與政治教育同時並重。

8.新聞祇為政治教育最重要之工具，政府關於新聞之記載，不應偏重消極取締，應注重積極指導，使一般國民對於政治情況，有深切之認識，俾增加其對於政府之信賴。

依據二十五年七月五日第二屆年會第二次大會紀錄，本案「因係密件，原案從略」。

第三屆年會於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六日在四川重慶新運模範區禮堂舉行。出席人員三十四人，列席者七人，本屆年會第一次大會宣讀了論文五篇：張匯文先生著「吏治中立問題」、陳之邁先生著「戰時政府組織」、陶希聖先生著「張江陵之政治哲學」、萬異先生著「戰後和平」、陳世材先生著「國家平等的理論與實際」。第二次大會宣讀了論文八篇：于望德先生著「行政中樞論」、蕭公權先生著「中國政治思想的起點及分期」、劉迺誠先生著「政治與政治問題的詮釋」、繆培基先生著「南洋新秩序與世界和平」、崔宗塤先生著「建立省的人事機構及工作的方案」、張忠紱先生著「中國取消德奧在華特權的經過」。討論之議題共兩案。

決議憲政實施應本建國大綱之規定積極籌備加速推進，一俟抗戰結束當儘早實施。

決議制憲會議與根據憲法所產生之國民大會在法理上應有區別。

決議五權在原則上應平等分立，但在機構上則不必採一律之形式，為謀治權之完整表現與政治效能之增進起見，在運用上應有一「匯集之樞紐」。

決議新縣制之推行，應根據各地人力、財力、物力，求其切實有效。並應發展人民自動精神，凡屬於自治範圍之事項，應儘量交人民練習處理。

本案由杭立武、錢端升、林同濟三位先生提出，討論之結果如次：

（二）侵略主義者，如德之國社黨，日之軍閥等，不得繼續執政；但戰敗國之內政，不受任何干涉。

（三）侵略國負發動戰爭之責者，及於戰爭中曾違反國際公法而作殘暴之行為者，應受特設國際法院之裁判。

（四）侵略國應負賠償所加於聯合國人民之實際損失之責任，但其負擔能力亦須顧及。

（一）侵略國戰時聯合各國應有暫時組織，以爭取勝利，此項組織在永久的新國際組織成立以前負維持國際秩序及戰後救濟之責。

（二）世上全體國家應參加新國際組織，並應服從多數之決定。

（三）在新國際組織中，各國無分大小，一律平等，但較大之國應負較大之推動責任。

（四）新國際組織應設置國際武力或得指揮各國武力以制裁破壞和平者或其他不遵守國際組織之所決定者。

（六）在新國際組織下，利益密切相關之國家，得設區域組織，以互保安全，並以增進合作。

（二）國際貿易應有最大限度之自由，但以不妨害工業落後國家之工業建設為限。

（四）凡目前未具獨立條件之殖民地，其統治應為新國際組織之權責。新國際組織得設委員會直接管理當地人民褔利之增進及殖民制度之最後廢止須為管理之最高目標。第三屆年會於三十一年十一月八日結束，時抗戰正為極艱苦之階段，而學會成員，無不盡其所知，貢獻其智慧，其精神誠堪欽敬。蔣委員長特對大會頒發勉詞，大會亦通過「致敬覆電」（附件二），具見學會受當局及社會各界之重視。

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學會遷返南京。但內戰擴大，時局動亂，學人星散。學會在三十七年三月八日於舉行第三屆理監事聯席會第一次聯席會議後，嗣即於三十八年隨政府遷台。

四十一年九月，在台會員商議復會，旋於四十二年五月恢復舉行第四屆年會，仍由王世杰先生任理事長。本次年會有程天放先生報告「如何制止共產主義的侵略──圍堵政策與解放政策」，杜光塤先生報告「行政與立法的關係」，薩孟武先生報告「公職候選人考試問題」，阮毅成先生報告「實施地方自治檢討」等。

為擴大學術之參與層面，會員類別擴大為普通會員，學生會員、名譽會員及團體會員四種。民國六十五年，會章再次修正，規定普通會員須具有碩士以上學位或講師以上之資格；並限制普通會員始有選舉、被選舉及參與決議之權利。另將總幹事職稱改為秘書長。

在學術活動方面，經常舉辦學術講座或演講會，邀請外國知名學者來華參加座談會、研討會或擔任演講會之主講人[5]。

為促進學術研究風氣，自民國五十九年起，每年定期出版「政治學報」，現已出版至十九期，發表論文一百九十四篇。作者皆為國內專家學者。其詳細目錄，請參考政治學報第十九期（頁三○一至三一一）。

本學會在政治科學研究方面的成就，不但深受國內（包括大陸學術界）的重視，亦受到國際間的肯定。民國七十八年四月，本學會由理事長魏鏞率同蔡秘書長政文、曹理事俊漢赴法國巴黎，列席國際政治學會（IPSA）執委會，說明我國政治學會期望加入國際政治學會之立場，經獲該會通過，成為國際政治學會之團體會員。

民國八十一年七月，魏理事長率團赴阿根廷出席國際政治學會全球會議，再度贏得該會理事會之支持，鞏固我方會籍。大陸之中國政治學會在排我失敗後，擬退出該會，經理事會決定暫停會籍[6]。

本文完全依據中國政治學會成立時的原始資料，將自民國二十一年九月至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問學會成立的經過和學術活動，作一綜合性的析述。茲再依據此項資料，作結語四點如次：

(1)中國政治學會之成立及其發展，與我國學者赴西方國家修習政治學有極密切的關係。學會之發起人杭立武先生等四十五人，絕大部份皆留學歐美而回國服務者，故自民國二十一年以後，我國現代政治學之發展，已首肇其端。

(2)綜觀三屆年會，所討論之主題及結果，皆與時代脈動，息息相關，亦即所討論者，多為當前重要施政問題且具有文務性，惟對於政治理論的採討，較少提及。

(3)從發起人名單中看來，不少學者已擔任政府職位，有的後來也成為實際政治參與者；這對提昇我實際政治品質，固甚有助益，但對政治學術研究教學，顯然幫助不大。此種情形一直延續，惟近年已有所改善。

(4)學會成立六十年來，會址始終與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在一起。中央政府在南京、在重慶、在台北，學會也就在那裏。由此可見本會理監事及會員對國家之向心及對社會的關懷，值得肯定。

[1] 民國八十二年一月卅一日作者以理事長身份在中國政治學會年會及學會成立六十週年紀念上發表。

[2] 蒲薛鳳：「中華民族對於政治學之貢獻」，政治學論集（台北，華岡出版公司，民日六十七年三月初版）頁一。

[3] 鄒文海：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十二版）及張金鑑：政治行為與政治學，政治學論集（台北，華岡出版公司，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四版）頁二六七。

[4] 羅志淵：中國憲法史（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小年四月初版），頁二八一、二八二參照。

[5] 「中國政治學會簡介」中國政治學會編印，（無出版時間）。

[6] 包宗和、廖達瑛，「中國政治學會組團參加國際政治學會（IPSA）第十五屆世界會議報告」。